不喜欢扎堆的记者

南方报业集团年度记者之一

个人资料

姓名：韩福东

单位：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

出生年份：1977年

毕业院校：惭愧，没上过大学

入职新闻行业时间：2002年3 月

偶像：证严法师

口头禅：无经典语录：天下牛人一大把，不差你和我（非原创，但在我这儿发扬光大。）

座右铭：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

个人简介

少无大志，记忆中第一次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在20岁之后，以一个高中未毕业的民工身份参加自考，想当律师。后来误撞入媒体，实属命运之偶然。最初，被《华夏时报》评论部纳入麾下，那时该报每周一至周五各两版评论，有做国内主流大报的野心，但旋即改弦易辙，变身北京都市报。

我做了一段编辑、记者，跳槽到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，开始切入时政报道领域。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停刊后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从业经历，也是一个转折，从此全国走透透成为一名调查记者。之后的两次跳槽乏善可陈。《南方都市报》是第6 份工作，而此时我进入媒体刚3 年4 个月，圈内同仁咸皆称奇，我也感受到自己的浮躁，知道是时候沉潜下来了。

对中国记者来说，年过30似乎意味着老之将至，但我从来不觉得年龄对记者会是负资产。对人生抱持悲观主义态度，但在终极目标的达成上却是乐观的。

2008 代表作

《二十年改一字：从刀“制”到水“治”》

刊登媒体：南方都市报

发表日期：2008年4 月1 日

入选理由：在现实政治难于置喙的情境下，历史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政报道的另一变体。历史也是我感兴趣的另一话题，2008年新辟的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栏目，给了我一个新的空间。口述史本身有很强的局限，在历史写作上我会尝试其他突破，这也将成为我未来矢志的方向。

2008代表作

《两蒋随风而去，台湾甲子轮回》

刊登媒体：南方都市报

发表日期：2008年7 月10日

入选理由：我一直觉得台湾是中国时政报道当下的最大生长点，2008年终于有机会到海峡的另一端去走走看看，倾听他们的声音。大陆开放赴台旅游时，在如何写作地理报道上也曾费过思量。作为“台湾走透透”系列的开篇，“两蒋地理”最终呈现的文本，体现了我试图跳脱出传统观光叙事的努力。

我是一个不喜欢扎堆的记者

进入媒体的时候，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新闻训练，而且一开始当记者，就在《华夏时报》做特稿，没跑过线，也没跑过突发。最初带我入门的是安替同志，他所提倡的“新新闻写作”影响了我相当一段时间，但局限于形而上的理念层面。后来读过几本翻译的外国新闻教材，才让我对新闻写作范式和技巧有了基本的了解，与自身的采写实践相结合，走过最初的混沌期，各种题材也差不多马马虎虎都能提得起了。

一直觉得中国传媒业起点不高，加上我初出江湖时，赶上一轮媒体大干快上的浪潮。空间很大，人才不济，才让我这种资质平平之辈也能风生水起。这中间也有机遇的成分。我记得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创刊之后，一直招不到足够强悍的采编队伍，主导北京站业务的安替，开选题会常拉我列席旁听，希望我能快速成长，和他一起为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建功立业。我那时对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高山仰止啊，每天跟在安替老师屁股后面，听他畅谈新闻理念、个人愿景与家国大计，感觉很受用，内心也升起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莫名雄心。

后来给我的唯一一次机会让我抓住了，2003年初，一次关于中国民主党派全面换届的封面报道快要截稿时，安替在未做任何采访工作的前提下病了，我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被临时抓上阵，元月2 日开始采访，当晚通宵写作，3 日早交了初稿，然后在《华夏时报》两个哥们儿的帮助下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又把导语改得好看些。时间很快，受访人物也够分量，采访内容和文本呈现也相对不差，成了当期封面报道的主稿。21世纪环球报道副主编连清川当即给我电话，希望我加盟，我没二话，喜滋滋投入昏天暗地的时政报道采写中去。

现在回过头看，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的一些时政报道还嫌稚嫩，对报道的路径内部也无明确意见。

那时我们在北京钓鱼台酒店租了几间房办公，我常常半夜写完稿子骑自行车驮着前来陪我的老婆大人回家，记忆中一路上总是月明风清。

那好似是我从业以来最富激情的日子，时刻有一种在山寨中要把电话直通进中南海红墙的冲动。

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混迹京城各种学术研讨会，倾听各门各派华山论剑。这里还要回溯一下，在《华夏时报》评论部的短暂岁月，受部门主任赵晖（莫之许）教益尤多。他及同事姚中秋（秋风）、黄章晋（魔鬼教官）、赵静（安替）及吴海刚（柴子文）等人，常在一起就热点话题掐架，辩论通常不循罗伯特议事规则，但也不失为有效。彼时他们虽还籍籍无名，但在我看来，其洞察力却胜过很多学院老朽多矣。这些人现在都成为媒体意见领袖，而我也在重新审视他们观念之时有了自我主张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我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了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社会等各领域丰富的专家资源，也培养起自己对时事的广泛兴趣，并不间断读些学术性著作。但在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停刊之后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新舞台，让我的兴趣从时政报道上转移。在周刊的一年时间内，我报道的重心已转为社会调查。一种重大事件的在场感和探寻、逼问事件核心真相的特权，曾让我对掌握第四权力的幻像着迷。但我很快认清了自己的局限，就如同时政报道曾给我的短期兴奋已不复存在一样。

时政报道给我的最大困扰，除了禁忌外，还有常无法接触核心信息源的沮丧。调查报道亦有类似的问题。

只不过前者的红线是明确的，而后者总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。媒体的竞争日渐激烈，真正意义上独家而有价值的报道变得稀缺，热点事件大家一哄而上，重复劳动本身亦是一种资源浪费。迫于竞争的压力，很多报道的采访需要不择手段，报道伦理的缺位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且受到鼓励。为了使报道看起来更有价值，记者要不断给新闻事件赋予新意义，代价有时是在选择性使用信息时遮蔽部分真相。

记者也常有意无意和冲突事件中的一方联手，成为商业纠纷或政治倾轧中的参与者，进而把其中一方描摹得正义凛然，而且居然可以在圈内获得好评。记者和媒体意见领袖对事件的判断，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思潮的价值指引，其局限性可能要若干年后才能被看清。从业近7 年，我感受最大的除了媒体权力的被压制，还有它的被滥用。

不过，调查报道的确是比时政报道有趣得多。刚到南都的时候，我也有意将精力用于此，直到台湾问题吸引了我的注意。2008年，我开始更加确定台湾报道的价值，于是重新给自己做了定位，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台湾报道写作中去。台湾提供了中国大陆体制型塑的另一种可能，其现实政治本身的喧嚣和亢奋，也给新闻报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兴奋点。我需要这种热闹。

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沉潜下来。转入历史报道，是我几年前就有的想法，不止是缘于历史中可以发掘大量爆炸性秘闻，还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社会的理解。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的最终定案是多方折中妥协的一个结果，只是将来历史写作中可采取的方式之一。我的意思是，鉴于共和国历史或者更早些的民国史的纷繁复杂，可供我们从富矿中开采的资源实在众多。

我并不排斥任何类型的报道，也不认为一种报道比另一种报道更高明。

现在，时政、调查、动态消息和历史性写作我都有参与，但在本质上，我是一个不喜欢扎堆的记者。我会不断寻找媒体报道的新的生长点，而目下，我会循着2008台湾和历史的采写轨迹继续前行。

同事旁述

我印象中的韩福东

陈亮

开口谈论人总让我感到既简单又倍加困难。

简单的是，一个人的气势和格局往往在初见时即可洞悉，而一个人的丰富和立体却需要漫长的时间方可了解。

虽然我和阿福曾是深度报道部的同事，但之前一北一南交流很少。接触最多的一次是2007年的17大报道。当时，赴京采访的十多名记者都是各部门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，对于选题、报道角度自然多有争论。在那种相对紧凑的节奏感下，阿福统筹国是开讲栏目有条不紊，充分倾听意见。

虽然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，我和阿福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，但他尊重每个人的表达，条分缕析，并敢于在意见纷繁争议不休时拍板。他的和善，使得大家相处得非常快乐。他的决断力，又使得工作变得高效。在十七大报道后，国是开讲栏目的记者都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。

一名记者的实力，首先是格局，其次是头脑，最后才是技术。而我看待一个人，首先也是望气、观心，其次才是审脑。我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起，我最佩服阿福的就是他心胸开阔。这除了体现在十七大期间和他的直接相处上，还体现在他对待非议的态度上。人在江湖，难免遭遇非议。而我见他对待非议从不辩解，听之任之。我曾一度怀疑他没有清晰的价值立场而导致拥有一种无原则的“宽容”，但后来的几次交流完全打消了我这样的想法。与我之前揣度的相反，在有的问题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反思上，他有较为清晰的看法，并尝试着开拓更广的视野。阿福不是科班出身，但他学习意识极强，当他得知我想操作一个宪政百年的系列访谈时，他在聚会时还特地给我带来了很专业的参考书。也许有的问题他不能用系统的方法论解释，但也因此绕开了模型分析本身的缺憾，反而能够使他从常识出发，建立清晰的价值起点和逻辑链条。

十七大报道时，阿福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对待实习生有商有量，从不摆架子，更不会呼来喝去。不仅是实习生，我和他有过很多次餐聚，有时遇到很不专业的服务生，他也并不愠怒。通过这些日常性的交往，体现了他的教养及和善的态度。我们曾和胡耀邦昔日文胆吴江交谈过，阿福语速不疾不徐，但问题却是步步紧逼，直探实质。他与人为善的基本态度和从业的专业素养并行不悖。尽管彬彬有礼，但他并不是一个好好先生，在某些触动原则的问题上，他也会偶尔和人激烈地辩论，甚至不惧冒犯领导。

如今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广阔的朋友圈，时常举行一些沙龙、户外活动，而阿福是这个朋友圈受人尊重、拥有信任和美誉度的人。我毫不讳言的表达对阿福的钦佩。尽管我未必那么深入地了解他的全部，但我还是很乐意冒昧地向大家分享我的一点感受。

（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评论部评论记者）